貝多芬，蕭士塔高維契，九零後的我們

耶魯音樂院2019年第一場樂團音樂會就是雙交響曲的大場面。

第一天排練時，通情達理的指揮看著眼前一群心還留在假期裡的九零後，似乎早就知道不先說個故事不行。

「在1905年一月二十二號，幾萬名窮困的俄羅斯工人們聚集到了聖彼得堡冬宮廣場上。因為不人道的工作環境與不公平的薪資待遇，他們在那個寒冷的週日帶著請願書準備遊行，希望他們一直以來相信會保護人民的沙皇能聽到他們的聲音。沙皇那天並不在冬宮，只有留守的軍隊跟警察。遊行隊伍在清晨就開始安靜的冬宮前進，裡頭還有許多婦女小孩跟老工人們。到早上十點時，因為遊行群眾跟軍隊在溝通上的一連串誤會，無情的震耳槍響讓不安與困惑的氣氛瞬間染紅，那便是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的開始。幾千人的死亡與受傷，心碎憤怒的人們不再相信沙皇，那天也成了之後俄羅斯革命的開端」，指揮稍微停了一下，揮了揮指揮棒試著劃開沉重的空氣，然後接著說，「後來蕭士塔高維契受邀為血腥星期一的五十週年譜寫，也就是這首1957年完成的第十一號交響曲，標題就是1905年。你們可以想像這對蕭士塔高維契來說是什麼意義嗎？在史達林還沒去世前，那位對藝術人文進行壓迫的獨裁者會去坐在蕭士塔高維契的音樂會觀眾席裡，一個揚眉一聲吐氣就決定了台上的音樂與音樂家的去留。」

講到這裡時，指揮低頭看了一眼樂譜後，抬起頭來看了我們，「你們有想過現在這世紀，居然還會有跟他一樣無知自私且殘忍的政治家嗎？」

我知道他是指現在充滿紛爭的世界，我也認得他語氣中那股搵怒。

當我那位出生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結束的中提琴教授終於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並且安裝了許多新聞app後，同樣的語氣便常常出現。在美國大選時，她握著看著不斷跳出CNN通知的無辜手機，便帶著同樣惱怒的對我說，「我從沒看過這麼混亂的世界！」

回到樂團排練裡，我們這時都專心了。指揮滿意的看著這故事所帶來的改變，然後在音樂開始前將留到最後的交代給了我們，「這就是為什麼這場音樂會我安排了貝多芬一號交響曲以及蕭士塔高維契第十一號交響曲。貝多芬是交響曲的開始，即使他已經被塑造成一位高不可攀的嚴肅角色，他的第一號交響曲仍舊充滿最純粹的快樂。是後來的馬勒讓交響曲再也不一樣。音樂不再單純，而是如這世界一樣複雜，刻骨銘心的傷痛中還是有如群星一樣閃爍的希望。馬勒在許多層面都為他之後的作曲家們帶來莫大的影響，包括蕭士塔高維契。而今天的你們，」他溫柔的說，「是我們的希望。」

九零後的我們，比先前所有世代都了解這個世界，從地球的誕生到一秒前朋友的打卡，所有資訊都在我們雙手可及之處。不用踏出一步，我們就能知道世界另一頭正在發生的好事壞事。但即便背負著過去，牽動著當下，我們卻還是無法預測未來。

彷彿無能為力的我們能為這世界做什麼？所謂「希望」到底該怎麼當？

很快到了音樂會那晚，誰都還沒找到答案。開場的貝多芬交響曲活潑的結束後，指揮轉過身去跟觀眾們講一樣的故事。我們趁那時提醒自己他曾經在詮釋上的叮嚀，「包羅定弦樂四重奏（Borodin Quartet）與我們合作演出雙四重奏音樂會時（指揮是前東京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手），熟識蕭士塔高維契的他們告訴我們，演奏蕭士塔高維契作品中的長音時，不要做多餘的漸強或是體貼的漸弱。必須固執的保持那些不變長音，因為它們是轟炸機盤旋的聲音。即使你看不到它，日日夜夜都能聽到那令人恐懼的聲音」。那些長音不再純真無邪，我們的眼前頓時有了太過鮮明的畫面，一幕幕殘忍中映著堅強。

因為不是自己的經歷，才更應該認真面對。

因為不是自己的故事，才更應該娓娓道來。

將近一個小時的交響曲一眨眼就迎來最後一個音。當指揮棒落下時，整個音樂廳的燈跟著一起熄滅，我們就這樣在黑暗中聽著雷鳴般的掌聲直到燈光重新亮起。

台下兩千多名觀眾紛紛起立，他們為剛剛所經歷的感動鼓掌。

看著他們專注的眼神留在進進出出謝幕的指揮與我們身上，我終於知道了答案是什麼。

在這再也無法漸慢的時代，最珍貴的就是我們偶爾停留的目光。

我們關注的地方，就像是打了舞台光。看向了哪裡，哪裡就得到了希望以及改變的可能。

為孩子們講寓言故事的媽媽，教導著學生音樂背後的故事與人性的指揮，寫下現在留給未來的作家們，以及將戰爭跟自己的人生都寫進音樂裡的作曲家們。誰都是為了避免歷史重演，尤其是那些遺憾。

無論是幾零後，也許誰都沒有強大到能改變世界的運轉方向，但是我們都能講對的故事，聽對的故事。

睜開雙眼，所有人都是希望。